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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鲍尔的“公司成长”
作者:一只花蛤 来源:时间:2018-12-07 1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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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长的研究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那么作为“经济物理学”研究的肇始者菲利普·鲍尔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的呢?是否存在着什么能够控制公司扩展方式的基本规律?鲍尔的思考从这里开始。很多经济理论人士都会认为,不论是什么公司,它们的扩展都会遵循一条“铁律”,由它决定大、中、小型公司应当如何分布。然而,这种无人质疑的全球不平等局面并非占据了全部图景。虽然几家大公司对产品类型和广告影响大得过了头,但小公司的数目还是要比大公司多得多。这些小公司的大多数永远不会长成大公司,真正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凤毛麟角,然而小公司们并不因此而消失。
取得成功靠的是机遇,小公司对此是再也清楚不过了。从一家小公司辗转浮沉的大量表现似乎能够看出,确有一些强有力的规律主宰着公司的发展。能不能按照需要——至于按照谁的需要尚待斟酌——给商业世界重新梳理一番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有意这样做,至少先得确定并理解这些规律。例如,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公司的规模有所限制,或者打算帮助小公司无需扩展也能维持,就得先建立公司增长模型,借以预测采取立法或者行业规章的举措会带来何种后果。如果有朝一日发现,只要容许自由贸易——哪怕只有在有限的程度上实施——都必定导致若干个超大规模的公司的出现,那么我们至少也知道了自己所面临的选择会有哪些。
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内,每家公司都能够给自己的产品任意定价,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公司会压低价格,缩小自己的利润空间。因此,不会有哪家公司会将售价定在等于成本的不赔不赚点之上。这是因为如果有谁这样做了,就会有别的公司卖出比这个更低的价钱来,价高的产品就无人问津了。设定竞争会在理想状态下进行,这实际上是躲开了一个奇特的实际情况,就是各公司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家公司的行为能够影响到其他厂商的定价和收益。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是实际情况,但却说不准什么样的对策效果最佳。
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显然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它们只能较好地处理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极端的完全自由竞争,一种是独家垄断。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每个公司在被外来条件设定的不变是产品运作。生产成本、销售价格和产品数量都应当根据市场中所有公司的平均行为来定,因此是不可变的。每个公司所能努力去做的,只是在被如此囿定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寻求利润空间。而在实现了独家垄断时,市场只有一家公司,此时是不会有谁与这家公司打交道的,因此根据定义,相互作用是可以忽略的。但在实际上,独家垄断显然是属于特殊情况,因为一般来说,市场的运作总会受到立法的制约,否则取得了独家垄断地位的公司就能随心所欲地给自己的产品定价了。
实际情况是,由大量地位基本相当的公司在自由化市场体制下竞争的情况并不存在,至少是难得存在。通常的市场中总是存在着许多大小各异、产品范围有所交叠却未必完全重合的公司。这样一来,传统的理论就对付不了。不过,对于这种形势中一个比较狭窄的特征,该理论还是不错地触及了一下。这种特殊情况就是寡头垄断——商品领域由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把持着。寡头垄断的形势并不罕见。以英国为例,这个国家的整个食品零售总额中,5家连锁超市便占据了3/4;全国性的报纸总共只有六七家。
在寡头垄断环境中,公司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定价和盈利是至关重要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公司的降价手法会大致一致,而一旦玩家的数目减少后,公司间的反馈就会偏激起来。这就导致不稳定和骤变,用物理学名词来形容,就是表现出强相互作用的迹象。比如说,价格会在长期稳定后,突然因价格战的升级而直线下降。近年来,在个人电脑制造业、民用航空和大型报纸领域内,都爆发过此类战争。这样的竞争显然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他们会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钱将商品买到手。不过,时间一长,这种竞争将导致玩家减少,选择机会下降,使市场滑向独家垄断。目前,传媒业巨头默多克所主宰的国际新闻集团,在英国就构成了此种威胁。
经济学家曾以种种方式试图将相互作用引入寡头垄断的模型。有一个很粗糙的模型,就是认为敌对表现会改变需求曲线的形状,而需求曲线又是将价格与商品数量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某家公司的各个对头可能会愿意针对其所有的降价行动采取更降的对策,但对抬价行为却不跟进。但这只对模型设定特征之一做了调整,即价格和数量的关系。其实,这仍然是想要将相互作用的市场简化为所有厂商只在外部限定条件不发生改变的环境下运作。寡头垄断未必会卷入价格战,他们若抬高价格,顾客却由于没有什么选择机会而不得不多掏腰包,这显然更符合前者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卡特尔的出现,卡特尔是事实上的独家垄断。卡特尔能否有效地控制市场,取决于加盟商是否会遵从协议,是否不会为了给自己捞得较大的市场份额而是私自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
这些研究方式都极大地关联着市场的真实结构。这就是说,它们极大地取决于所有厂商规模的真实分布。完全竞争、多家垄断和寡头垄断,这三种情况例外。在真实的市场中,公司通常会有不同的规模,小厂商的存在可能会使寡头垄断企业的行为有所不同,而大公司的存在也制约了小公司的竞争。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没能很好的反映厂商的动机。可以认为,多数公司绝对不是单纯的最大利益的追逐者。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多重目标,其中可能会含有不少冲突的内容。即使是怀疑一切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所有的公司都是将利润放在第一位的。
一些公司追求的不是最高利润额,而是最高的总收入。它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市场份额比利润率更重要些。还有的公司以员工数量的增长为最高目的。另一些公司最关注的是如何使股东们满意。还有的公司是面对众多不同类型的标准,取得满意然而未必是最佳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中用到的一个不那么动听的说法,不求当状元,但求能上榜。鉴于总体目标如此多岐,自然会导致一些公司的发展情况与其他公司很不相同,甚至根本不相同。但是应当记住,将个体与统计结果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在环境中运动时,会持有诸多的不同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集体行为便不遵从任何模式。
罗贝尔·吉布拉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的不平等》中指出,公司会具有大小不等的分布。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凡属理论,都必然是统计性的。也就是说,涉及到的是公司大小的概率分布的数学形式。这样的分布会表现出明显的一边倒——小公司要比大公司多得多。20世纪30年代是如此,至今也依然。这一分布所表现出来的时间上的稳定性,或许堪称所有社会科学中最牢靠的统计规律。
吉布拉猜想,在决定公司扩展的诸因素中,可能包含着某种相当分量的无规成分。他的这一猜想源自荷兰天文学家雅各布斯·卡普坦。1916年,卡普坦告诉人们,存在于种群生态学中的“一边倒的分布”,可能是高斯(即随机)过程的结果。吉布拉认为,公司会以无规的速度扩展,而这种扩展速度又无时无刻不被公司当时所具的规模放大。这就是吉布拉的“比例扩展律”:公司越大,就越可能出现比小公司更显著的规模变化,但也不是绝对如此。该规律中之所以包含随机数这一机会因子,是因为影响增长的种种因素是难以预测的。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一规律,即公司越大,就越有可能在眼下的潮流所提供的机遇中改变资本状况。由这一规律可以导出规模遵从“对数正态分布”的数学形式。这一模型流传至今,在进行有关公司扩展研究时,还以此为参照。
但是,这一模型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真实公司的发展情况并不是按照某个随机值扩大或缩小,并且,这一图景也不符合新古典经济中有关公司在理性前提下谋求最大利润的观点。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翰·萨顿指出,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公司规模的分布应当在所有产业领域遵从某种特定的形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认为规模还不具有“通用”或“典型”的单一形式的想法,是值得怀疑的。市场结构的进化是复杂的现象,想要以一个模型囊括人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统计规律,未必是明智的目标。
1996年,物理学家斯坦利和经济学家迈克尔·塞林格研究了美国制造业1975-1991年间所有进行公开贸易的公司的扩展率,这一研究工作涉及了8000家公司。扩展率是根据销售率和雇员数目得出的,分增加和减少两类。大公司一般会有较大的扩展率。研究显示,他们得到的扩展率虽然不符合吉布拉的对数正态分布,但却表现出有如临界现象的乘方律关系。实际上,这个模型只是异于吉布拉的模型而已。吉布拉的对数正态分布是根据公司的扩展彼此无关的设定得出的,也就是说,扩展是随机的。而物理学家通过自己与乘方律长期打交道的经验,相信这种形式的规律是相互依存关系的普遍表征。当不同个体间的局域性相互作用导致长程影响时,乘方律通常就会通过集体行为表现出来。
这一想法后来得到了微观经济学的支持。根据这一模型,公司形成于许多各有自己的目的、但彼此间有相互作用的工作者(元体)的集合。这一模型规定了若干能够使集体行为较各自行为收益更大的规则,集体便在这些规则的推动下运作。不过,微观经济学并不以诸如公司是干什么的、公司有何种行为等预先给出的若干设定开始。在微观经济学模型中,成员们在做每件事情时,追求的都是各自心目中幸福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最合乎经济学家标准的理性逐级者。不过,他们并不能对系统中发生的一切与全面的了解,而且离这一点还差得很远。该模型只是证明,如果元体能够整合好自己的资源,是能够以同样的努力干成更多的事情的。这自然使人觉得,随着公司变大,收益自会增加,但并非肯定如是。
鲍尔观察到,许多模型只是从“根本”上开始,通过相互作用的元体一步步总结出来的,因此还为人们提供了历史——准确说来是一系列历史:每在电脑上运行一次这一模型,就会得到一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其中有哪一段会与真人真事完全相合。不过,要从中找出诸如公司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元体的事业进程以及类似的内容来,还是能够做到的。
大多数公司都不会长期存在下去,这不是一眼就能在实际的工商业世界里看到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会注意到一些历史悠久的公司,如通用汽车或福特公司之类。不过,公司中的大多数的确都是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后,不是关门便是易主了。以1982年全美运营的所有公司中规模最大的5000家为例,到1996年时,还以独立资格存在的只剩下30%。公司有很大的“关停并转”率,而许多公司经济理论却不承认这一点。
公司为什么会失败呢?微观经济学模型中存在着一类典型的发展道路。一家新公司在开始时,大体上会遵循乘方律随时间发展。它的收益会增加,工人会竞相前来求职。然而,它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到达峰值,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突兀的、灾难性的崩溃。它会减员到只有原来的一小部分,由为数不多的一批铁杆雇员支撑一阵子,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它的崩溃是由自己的成功造成的。公司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会招来一群白塔顺风车的人物,靠别人的努力获益。于是,公司里便有了越来越多的吃白食的,终于导致其他雇员在某个时候突然认为无法容忍,于是纷纷跳槽离去。这种失败是有先兆的:垮台前雇员的平均努力程度会急转直下跌落至零。注意,在这个模型里,公司遭到败绩,并不是有关产品的市场消失,也不是由于仓库失火或者类似原因,而是雇员奔着更好的目标去了。失败是“自致式”的。
元体们并不总是想要干多好就能干多好,他们的效用会有起有落。不过总的来说,大公司里元体的效用很少会低于所有公司的平均值。面临不好的形势,大公司总表现出较好的缓冲能力。只是在相当个别的情况下,大公司的元体在效用上会在短时间内低于平均值,而原因是这些元体没有合适的选择机会,被一时卡在形态不佳的公司里。
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简化模型当真有助于人们了解实际世界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从中学到了一些有关公司的深层东西。公司并不是追逐“最”的实体。作为一个总体,公司的目的既不是获得最大利润,也不是最高的总体效用。每个元体确实是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的,不过这并不会导致集体内的所有成员有同样的总体行为。干得最出色的公司并不是以最高利润为其目标的。公司的长久存在,其实在于具备能够引来和留住好雇员的能力。公司的失败并不是从企业利润空间的下降开始的,而是始自吃白食的人的渗入。以利润为最大目标并不会使公司成功,这在产业界内部不应当是新闻,只是往往有人不肯这样承认而已。有些市场基本分析派不仅将追逐最大利润利润立为管理原则,还奉为社会责任,这正是恶名昭著的“贪为良”论。正如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所说的,这样的原则根本行不通。如果雇员们被谋求最大利润的动机所害,公司也不能幸免。
微观经济学模型只容许公司中的元体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意志——努力工作到何种程度,留下来接着干还是走人,却无从考虑相互作用更为复杂时的情况。而雇员们的选择,却会立竿见影地决定公司的成败。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让人们觉得很有可能理解此类规律的来由。但是,同统计社会物理学一样,我们不能指望归纳出任何能够预测或控制细节内容——比方说,当某镇开设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后,某个肉铺会不会关门——的规律。恐怕最好连这样的期盼都要放弃。这正是这个研究领域所固有的重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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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壮志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