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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尊敬的投资者和董宝珍电台的听众，今天此刻我坐在一个麦田里。越冬小麦现在已经快成熟了，大概在5月中旬就成熟了。我在这里休闲，本来想放空大脑，但是待了半个小时，大脑里头就又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这场疫情与03年的非典应该是不同的，我们会发现非典时期没有中美这么尖锐的对立，好像也没有西方这么尖锐的互相指责。并没有在网络上发现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就更没有发现政客直接污名化的现象。这一次疫情是2000年之后，决定人类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事件。下面我来谈一下我的体会。

第一，我们和西方不一样，或者反过来说，西方和我们不一样，新冠疫情对中国对欧美的挑战是100%一样的。中西各国所遇到的应对方案，以及应对结果完全不一样，而且在应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很多具体的现象，反映中西文化差异，而且这种文化差异是那种底层心理的文化差异。我举几个例子，第一，我们在意大利、西班牙、北欧都出现了放弃老人的情况，在西方老人的优先级弱于青年人，呼吸机不够，老人就不能优先使用。西方医学伦理家们著书立说，强调关键时刻，不救老人符合医学伦理，救年轻人未来存活的寿命更高一些。

我们都知道武汉曾经发生过医疗资源挤兑，而且情况的困难程度要超过欧洲的那些国家。然而中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一个老年患者和一个年轻患者同时出现，放弃老人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根本不会那么想问题，中国治好了好多高龄新冠患者，90岁以上的患者被治愈都有好几个，出现了9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不想要医疗资源，想把医疗资源给年轻人，是医生护士苦口婆心相劝，老人才接受了治疗，最后康复了。

中国不会放弃老人，在西方放弃老人。这个差别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史记·匈奴列传》里面记录的一段对话，当时汉朝使者到了匈奴，双方展开辩论，汉朝使者说你们食物紧张就不给老年人吃饭了，只给青壮年吃，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的。汉朝使者话是立足于中华文化。匈奴说，你不懂，我们这样分配资源是更高效的，如果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不给青壮年吃，最后的结果是老的小的都得死。所以我们更高效。2000年前的事情，现在欧美发生了。匈奴和汉朝使者的辩论，其实在今天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同样出现了。

我不得不说，欧洲出现的处理方法跟匈奴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愿意接受汉朝更文明，还是匈奴更文明？

第二，中国人在看待个人和集体关系上，与西方人截然不通。西方人是独立的，我跟社会是通过合同签订的，合同上写了什么，我就遵守什么，除此之外，你们也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约束我，更不能说为了社区、为了社会、为了集体、牺牲一下自己的利益，那是违反他们观念的，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和韩国两个国家发生大规模患者出现的现象都是在2月，但意大利失控了，韩国控制住了，意大利那边游行示威，反对限制了我们的神圣的个人自由。中国人认为为了整体、为了社区、为了社会，自己约束一下不出门，自我限制是理所当然的。个人是在整体中的个人，现在整体都受到威胁，把整体先保住，个人也保住了。西方总是个人独立的自由人原则，不承认整体的社会的或者是群体的利益。最后一味地强调个人主义，最终失控。

第三，个人和政府的关系。在西方都是小政府，我看美籍华人写的文章说美国政府抗疫过程中，最具体的工作就是给他家送了个防疫传单，其他工作基本没有，在西方政府没有义务，甚至也没有权利对个人行为进行管理，老百姓也不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特别听政府的话，第二对政府要求特别高。中国人认为政府代表群体利益，我是群体中的个人。本着服从群体的角度，我也服从政府，但另一方面我服从政府的目的是保护我的利益。如果政府不保护我的利益，在困难面前不承担责任，个人不答应。这一次一方面老百姓就很配合，另一方面老百姓也看着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保护了我。你要没给搞好，我不答应，所以你看中国政府昼夜加班，各级干部都不休息，加班、值守。

第四，西方和中国是不同的，西方和非西方也是不同的。非西方是阿拉伯、非洲，包括东南亚，我们注意看一下，疫情发生后，由于美国一些没有教养的政客带头污名化，说这个病毒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病毒”，大规模污名化，西方政客说他们国家死了那么多人，不是他们的无能，不是他们的愚蠢，而是中国造成的（很类似于结婚以后一直生不出孩子，怪隔壁老王不努力）。美国、包括欧洲有一些国家的官员指责中国，说中国欠了他们；而在西方民间出现了要打官司告中国，让中国赔他们钱。但是整个非西方国家无论跟中国关系好坏，均没有政客跳出来指责中国趁机诋毁中国，也没有民间说要中国赔偿。

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不一样，非西方国家实际上更符合人类的文明，人类的艾滋病在全球流行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艾滋病肯定也是一开始从某一个小地方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灾害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人类的任何一个疾病，一开始肯定是从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地方传开的，一开始感染上那个病的人一点原罪都没有，他跟最后一个感染的一样是受害者，所以在道义上、在人格上、在责任上完全平等的，从来不应该有一种说最后一个染病的起诉第1个染病的，要求赔，这不是人类文明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和想法，人类如果真的是文明人，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西方人的想法不文明，非西方国家的想法比较文明。

我对中国模式就更有信心了

同样的疫情挑战，整个东亚国家都没有失控，失控的都是欧美。事实胜于雄辩，美国一天死2000人，死亡太高了。中国的经济损失大但是对人的保护，对生命的保护非常好。应该看到中国模式有优势，尤其是处理那些面临整体性的、全局性的，需要协调一个大社会关系的时候，中国优势很大，东方的优势很大，包括韩国、日本也有这个优势，所以东方文化更重视整体，所以面临整体性挑战的时候，他反而能处理得好。

比如说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向前发展了，中间遇到很多沟沟坎坎，但是他没有出现过大崩溃，他都是相互协调照顾，互相忍让，但是西方是每10年发生一次大危机，它是一个系统关系的崩溃，它是一个多米诺踩踏，所以解决金融危机办法必须是有一个政府或者第三方站出来，来调整。西方相信物竞天择，相信强者优先。西方有这种心态，就是个人争先，自我保护、不顾其他。但是东亚，强者与弱者得慢慢携手往前走，慢慢地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中国处理这种危机系统，社会有文化基因优势，所以我现在是不太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发展模式，就是西方那种发展模式，凡是不跟西方一样的就发展不了，我今天托疫情的福，打死不相信了。

中国模式的根基是什么呢？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进入中国人血脉的，要尊重这种历史事实。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特殊性下，建立自己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中国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建立在中国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又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现在科技文明的经济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所以应该概括为一句话叫儒家民主化。

孔子没搞出市场经济，你需要引进科技文明，然后把科技文明与儒家结合，然后再建立政治体制，这就是儒家民主化。绝对不能完全西方化，外国那些创造出好的，咱就吸收进来。如果14亿人没有统一价值观，全部跟西方人一样，就是一盘散沙。

最后我就讲一下浙江大学著名哲学家博士生导师董平，他有个百家讲坛。董平是中国哲学王阳明理论的著名研究专家，董平教授总结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认为可以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第一时间发现了打败我们的是坚船利炮，于是马上我们也要造枪造炮，所谓的洋务运动，但是后来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结果甲午海战失败了。

第二阶段：中国发现引入坚船利炮，器物上的学习不行。中国人再次意识到我们的制度有差异，于是把清朝推翻了改变制度。

第三阶段：军阀混战让人们看到制度变了也不行！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有进步的东西，也存在自我否定，妄自菲薄，认为我们的文化不行，出现了鲁迅说中药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砸烂孔家店，新文化运动就是斗争的对象是传统文化，鲁迅的《狂人日记》说，我看了一下那些历史，几千年来就俩字吃人，中国文化就是吃人的。

抗日以后到1978年出现了很多动荡。

第四阶段：我们40年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这个时候中国文化反思到了第四阶段，不搞自我否定了，搞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返回国学，然后引进现代文明进行嫁接长出新芽来。第4次才是终极的崛起，就是儒家文化加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然后就是文化的复兴加上经济复兴，最终重回世界的中央。

董平教授认为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有志之士可以加入到这个洪流中，我看完以后颇为振奋，我虽然不是有志之士，我还想加入这个洪流，所以我现在因为疫情的看清很多事情以后，就更坚定了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