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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宝珍电台(523):“答客户”——银行成长需与政府合作

文章来源:董宝珍发布时间:20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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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董宝珍老师对“银行与政府的紧密关系会影响银行的成长性”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会的!并且,用论证的方法来阐述董老师的观点。

   2.世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起源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承担很多政府职能,200多年的东印度公司长期增长率是超20%,可所谓是人类历史上公司长期复合增长率最高的一个。英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而中国银行承担公益责任要小于荷兰和英国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故而因为政府的关系影响银行的成长性显然不成立。

   3.董宝珍老师关于“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能有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别管经济,一旦政府介入经济,必然效率低”观点持反对意见。具体内容如以下文中所述。

   4.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以及金融政策有了明显的对比。反映出在中国对政府的信任度极高,政府调动资源能力极强,银行、企业与政府一体,达到了超乎所想的极高效率,展现出大国之气派。

   5.银行的成长性到底是在哪?董宝珍老师的回答是:受社会发展阶段影响。并在文中阐述其观点。


徐先生:国内的银行,很多贷款,都是政府要求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银行扮演了“出纳”的角色,银行不纯粹是商业行为,很多时候,也扮演了“社会”功能。比如很多时候,给一些资质很差的企业长期贷款,维持就业,维持稳定这个逻辑,不是纯市场的逻辑,但我们很容易理解银行的公用事业的属性,是影响其商业成长,供董老师参考。




董宝珍:徐先生,您好。上次在上海一别已经快半年了,今天您发来的问题,我感觉这个问题很有深度,我也试着谈谈我的观点。您所发来的问题其实就是一句话:中国银行有公用事业的属性,这种公用事业的属性常常表现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政府说08金融危机要支持4万亿、配合4万亿,随着疫情危机,中国银行业就是立即跟随着政府再一次的按照政府指导方向加大信贷。这样中国银行业就跟政府的公用事业很有相似性。从而,是不是会影响银行的成长?乃至于银行的资产质量?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会的!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


01

第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出现,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荷兰东印度公司完全跟政府融合的,政府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由荷兰政府统一发了垄断经营的许可,不允许别人经营。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经营。原来荷兰从事欧亚货物贸易的公司很多,由于公司多,竞争过于激烈,大家都赚不到钱,最后变成了行政垄断,东印度公司承担很多政府职能。在东印度公司业务模式下,200多年的东印度公司的长期增长率是超20%的,如果说人类历史上哪个公司的长期复合增长率更高的话,不是伯克希尔而是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完全消灭竞争,不允许竞争,是垄断的,而且是政府参股、私人运营,公司在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东印度公司维持了200多年,经营效果非常好。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这种模式。东印度公司跟政府分不出来。在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之前,都出现过自由竞争,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谁都不赚钱,都是一些小船搞贸易,抗风险能力很差,最后自然发展成跟政府融合、行政垄断,不允许别人经营。

从这段历史我想说,有一种观点有可能是本本主义,只有纯私营资本经营的绝对竞争的组织方式是最高效率的,也是最健康、最能成长的。这个观点不对。英、荷两国的东印度公司都证明了,在自由竞争情况下,两个公司都做不大,最后使其腾飞的恰恰是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行政垄断,企业获得经营资源后承担政府的公益责任。企业从政府继承了一种独家经营权利,经营的过程中承担了政府的一些责任。这个模式是成功的。中国银行承担公益责任要小于荷兰和英国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




02

第二:经历了疫情危机,尤其是对08金融危机,我不太相信由张维迎先生所提出的终极的来源是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能有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别管经济,一旦政府介入经济,必然效率低。原来我在没有实践经验,没有自我思考的时候,我认为该逻辑是对的,但是实践使我不再相信张维迎的观点了。我相信自己认知到的观点:在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常态,上下游产业链自然运行,此时政府就没必要管,市场有一个无形的手能自发调控。但是人类经济每隔10年、20年,全球范围内总要发生危机,在危机来临时,整体利益出现了崩溃。在系统崩溃情况下,经济系统中的任何主体都会受损,而系统崩溃的时候,任何一个独立的主体,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努力,避免系统崩溃。哪怕系统中的某些成员联合起来,都没有办法避免系统崩溃,系统崩溃的避免和防止,不是系统内部的个别成员所能解决的。

系统不崩溃的办法,不可能是在独立的情况下这些参与者来解决,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站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以及系统稳定的角度上来,避免系统崩溃。第三方必须是独立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经营者。它必须有强大的资源和力量来遏制住系统崩溃。这个主体应该是谁?是政府。政府在日常情况下用不着干涉经济。可是当系统要崩溃时,政府是唯一能避免崩溃的力量,政府必须站出来。政府调动一切资源快速把这种将要倒塌的大厦扶住,这样大家都是受益者。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疫情防控过程中,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在医疗水平都比中国强的。但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中国的防控效率和防控水平。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缺乏危机来临的时政府应该出手干预的理念,这也是西方历次金融危机都不能有效克服的原因。

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社会其他成员都比较认同政府,比较愿意接受政府的统一调度,所以他对抗系统危机下它有优势。对银行业的打击最主要的挑战,不是来自经济常态,只要经济正常运行,银行会好得很。真正的打击是每隔10年、20年的一次危机。银行最怕危机。雷曼就是被危机击倒的,在巨大的危机冲击下,银行扛不住,正常情况下,银行是非常好的生意。逻辑上如果有一个经济体,通过政府的努力,能规律性把危机的这种冲击有效地遏制住。这样体系中的银行,它应该是更受益的,而这种体系恰恰在中国是有的。



03

第三:现在疫情危机下,因为业务停滞了,消费停滞了,经营者都缺钱,政府通过政策号召,让银行给实体大规模信贷,实体有了钱以后就稳住了,经济系统就稳住了,银行在危机来临前加大信贷,会降低不良率。因为加大信贷,企业的经营就会好转,破产率会下降。

在西方体系下,由于没有银行和政府的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政府对银行没有号召力。如果a银行不抽贷,但b银行抽贷了,结果b银行成功全身而退,而a银行跌进去了,政府也不负责任。政府权威性和调动资源的能力也比较弱。但是在中国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高,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也比较强,国有银行和政府它本身是一体的。

所以在这种体系下,中国银行业承担一定的公共事业,因为银行你最要命的是系统危机,系统一旦危机,银行是最受伤的,从银行来说,维护系统稳定是公共利益,所有的当事人都受益,银行也受益。

关于银行的成长受什么影响?我认为是受社会发展阶段。看一下日本,社会已经发展停滞,增长率是0,甚至负增长。如果社会还在上升周期还在成长周期,银行就可以上升。银行成长还决定于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比如软件企业,你这个软件企业用不着太多的钱。如果是个资金密集型,比如制造业为主的厂房设备,这一套都投下去,对钱的需求量就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发展阶段的产业模式。还决定于金融体系,中国、日本,主要的社会融资是依赖于银行。但是像英国和美国,主要的融资来自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银行只是一个配角。如果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中融资主要依赖银行的,业务量就多,所以银行的成长与它的金融体系有关系,与它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与它的业务模式特征有关系。与他是不是银行承担一些公用事业,关系不太大。

前两天汇丰银行停止派息,因为欧美发生了严重的疫情,怕汇丰银行派息以后自有资金不足,出现系统问题,结果得罪了香港的投资人,香港投资人说你每年都给我派息,怎么今年没有派息了,你们英国那边出问题,怎么能让我们香港投资人损失呢?

这个时候前特首梁振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全人类主权国家的银行都是跟政府合一,而且银行一定是本土资金控股的,但是唯独香港的最核心的银行,跟香港政府没有什么股权关系。不是本土资金来控制的银行,这是不正常的,违反人类的规律。因为银行有维护主权意义,前特首建议筹建香港银行,香港银行最主要的出资人应该是香港本地资金。同时,香港政府要成为香港银行的股东之一,香港银行实现香港的政策意图,配合香港政府的政策。现在香港政府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没有这样一个执行的配合者,汇丰银行听从英国。梁振英指出全世界的大型银行都跟他的政府有密切联系。保尔森原来是一个投行的干部,最后是美国金融部门的负责人,虽然美国的银行跟政府没有股权,但是它内部的人员都是一体的,因为金融太重要了,金融是系统稳定的关键力量。金融企业银行跟政府发生一种密切的关联,是正常的状态,不发生密切关联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