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董宝珍电台上集节目）

导读:《红周刊》在今年4月就有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期间采访芒格先生和李录先生的计划，但是苦于没有联系渠道。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联系李录先生，通过李录先生再联系芒格先生，争取促成此事。我告诉《红周刊》：“我与李录先生由于一家上市公司结识，我们之间有过多次交流，所以我可以做信使。”不久，我把《红周刊》的采访函和我撰写的一封信件递交给李录先生，李录先生很快给我打来电话询问《红周刊》的具体情况，我如实地向李录先生进行介绍。李录先生告诉我他会和芒格先生商量此事，有结果后会通知我。过了几天，李录先生电话回复说：“我刚刚跟查理吃过饭，芒格先生欣然答应《红周刊》的采访。”我非常高兴，放下电话立刻就转告《红周刊》主编谢长艳女士，于是这场关于芒格先生和李录先生的专访就这样敲定了。李录先生是这次专访得以实现的关键性原因，感谢李先生为中国价值投资作出的贡献。

这次录音是我和红周刊主编谢长艳女生联合对李录先生的电话采访，这次访问是在红周刊北京总部和在美国的李录先生以电话连线的方式沟通。

本文音频和以下文采访内容版权来自于证券市场红周刊.

《红周刊》：您刚才提到，接下来20年可能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处于转型的交合期，A股的格局会是什么样的？

李录：刚才讲的在三个转型期的交合期大背景下，即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债务为主向股权为主，政策金融向市场金融过渡，整个金融市场慢慢地从赌场一样的无序转向长期理性、稳健。市场的主体也慢慢地从个人投资者转向机构投资者。我觉得这是一条基本的主线。

未来20年 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红周刊》：您觉得在未来20年，您一直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您觉得会把眼光放在什么样的上市公司上面？

李录：中国有优秀的公司，就会有优秀的投资机会。今天的中国在各个行业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公司，这些公司不断地崛起发展，为投资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

《红周刊》：在过去50年，美股市场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的都是与人们“吃喝拉撒”相关的股票。最近10年亚马逊、苹果这种科技类公司开始发力。那么，您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会复制美国这条路吗？

李录：在我的《现代化十六讲》中提到，中国还处于2.5文明的过程，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晚期、发达国家早期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服务会变得非常重要，在这两个领域中会产生非常优秀的长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几乎是跟世界同步的，比如腾讯、阿里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同类公司也自叹不如。中国突破了支付的瓶颈，很多东西（比如共享）如果没有简易的支付手段很难实现。还有一些其他公司，像今日头条等，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当然每个公司（的成功）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去谈了。

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创造出一批优秀的伟大的公司。

很多在美国发生过的事情，确如芒格先生所说可能会在中国重复，但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投资说简单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还要经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和学习。找到这些公司最重要的——还是要承认自己能力的边界，要脚踏实地，具体公司具体分析。

我不会做大的完整的预测，这也不是我的投资风格。这些对于投资收益无意义，反而会帮倒忙，会让你进入先入为主的状态。脚踏实地，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地去分析。但是从大势上讲，美国经历过的事会在中国重复，中国也会产生自己独特的优秀公司。互联网公司中也确实会产生伟大的公司。

《红周刊》：腾讯这样的公司您一直关注？

李录：所有这些优秀的公司我们都会关注，但芒格先生、巴菲特先生和我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讨论具体的公司（笑）。

把中国看作大股票分析寻找优秀公司的投资价值

《红周刊》：接下来是否极泰基金总经理董宝珍先生带来的一些自己的思考。首先是，职业投资人作为投资人最大的挑战为何是自身的动物性呢？

李录：很多职业投资人在实践中有很多很多的实际经验、很多的教训、很多的真实感受，对某些方面的理解也比较深、比较透。优秀的投资人确确实实地需要有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而不是跟从其他人的看法。对人这种社会动物来说，投资是多少有些反人性的。我们的证据、逻辑对不对很重要，别人是否同意我们的看法，没那么重要。但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来说，能不能合群更重要，个人的看法有时候不那么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的价值投资人确实具备一些反人性的特点。

《红周刊》：投资人要有修心能力，也就是芒格先生说的“做好人的能力”。那么，财富是否并不来自于纯粹的客观企业，而是来自于大众的情绪以及大众情绪不能够理性客观而自己能理性客观呢？

李录：一个公司的价值来源仍是公司本身带来的，公司未来存在的所有年份里面能够为所有者、为股东提供的自由现金流的贴现总和，就是公司真正的价值。

关于未来自由现金流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上不是特别确定。而主观上，人因为受到或贪婪或恐惧的情绪影响，会把未来的理解扩大化，让判断变得非常极端。兴奋时、贪婪时，会觉得未来可以无限的好或无限的坏。再加上人是社会动物，会互相影响，会让这种变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走到极端，当变化走到极端，变成极端的错误时，确确实实会给那些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创造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赚价格回归价值的钱。

但财富可以理解成有两个来源——一是价格回归价值，另一个是价值本身长期不断增长所创造的价值。

价值本身不是固定的，比如很多国内职业投资人都比较喜欢、也比较理解茅台，茅台每年产生利润的能力都在增加，这为公司未来自由现金流提供了更大的增长动力，所以茅台的价值一直在增加。所以从短期看，财富来源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你的价格向价值的回归，因为支付的是价格，得到的是价值。当价格特别低于价值时，回归本身确实可以给你创造一定的财富，短期看尤其如此。但长期看，实际上价值真正的来源还是公司本身价值的增长。

我再举例说明，如果把中国当作一只大股票，40年前中国的财富是什么样子？吃穿都犯愁。而40年以后中国的价值呢？不用去具体算都知道，肯定比40年前增加了很多。那么，40年前买了中国大股票的投资者，因为在很低的价格买了，首先得到的肯定是价值的回归。但价值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40年前的价值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如果你40年一直持有整个中国大股票，那价值来源主要是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价值。

长期来讲，投资人投资公司得到的回报，会无限地接近于这个公司本身的资本回报率，也就是本身投资的资本回报率。公司会把自己的钱和挣到的钱不断地投入到新的项目里面去，盈利能力不断地增加。当初买的时候价格相对来说低于价值，如果低得很多，在开始几年的时候，你的回报率会大约超过公司本身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时间足够长，最后你的资本回报率就会与公司本身的资本回报率无限地接近。

还是以中国作为一只大股票举例，如果你当年买的价格是40年前中国价值的一半，那价值回归时已经赚了很多的钱了，可这个价格回归价值的差别和40年来中国的财富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巨大价值比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

因此，短期来看，人性的东西是有用的。但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对未来预测的本领。找到真正优秀的公司，能够长期有优异的、高于平均的资本回报率的公司。你投资这样的公司，且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投入，就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得到非常优秀的结果。

《红周刊》：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体现高波动和极端性，好的公司股价在多数时间都不按合理价格存在，低估时好处理，但有时会大幅高估。比如，本来值20倍市盈率，有时候可以在40倍市盈率上持续存在。面对一个优秀的，有长期未来的好公司，但是出现了明显的大幅高估，这时，怎么办比较恰当呢？

李录：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太一样，一个公司的投资机会很大程度取决于机会成本，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去获得更好的回报。一般来说，价格越高，预期回报就越低，价格越低，同一个公司，预期回报会更高一些。价格过高，就要考虑到机会成本现在也提高了，因为可能投资别的公司收益会更好，这时要做一些自己的计算。

《红周刊》：要进行机会成本的比较。

李录：对，用机会成本的方式去思考，自然会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以投资为基础期望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做贡献

《红周刊》：如果职业投资人想做得更好，取得希望的成功，资产管理者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呢？

李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在修行的道路上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和看法，作为职业投资人，在投资领域做下去之后，若干年之后也会有不同的体验，也有机会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做一个有建设性的人，对别人有帮助的人，而且不要对自己的利益太贪婪。

我个人的体验，在投资当中，最重要的是比较客观理性，此外，理性是投资人需要终身修炼的一个特质，优先于对一个公司基本面的研究。正如芒格先生所说，理性比知识、智力更重要。第二就是对知识的诚实要有比较深的理解，也就是英语intellectual honesty。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投资就是要做真正懂的东西，对未来真正可以预测的东西，要比较诚实地去决定哪些知识是不太懂的，哪些知识懂了一点点不足以去预测未来，有知识的诚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红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角色的定位。在您的微博《李录50述怀》中提到，您可能除了做投资管理，还会以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为己任，这个您说是后半生的主要职责之一。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责任？

李录：投资事业依然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能够有一份干净、长期、优异的投资成绩单，我们现在有25年的投资业绩，我希望时间能够尽可能更长，再有5年、10年、20年、30年这是我从现在往后最重要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希望我的所思所学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我比较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我对中美两边的文化、人物都比较熟悉，有一些独特的视角，这些也对中美两边的人互相沟通会有一些帮助。我希望能够为中美两国资管行业起到一些沟通桥梁的作用，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做这些工作，将来的工作希望能够越做越多，只要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我就很高兴。广义上对教育、文化交流如果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也会觉得非常高兴。

《红周刊》：相当于您做的投资工作应该是您中美文化交流的突破。

李录：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行业我比较熟悉，开展工作就比较容易一些。

《红周刊》：推动中国价值投资发展也是《红周刊》的媒体责任，《红周刊》也愿意和您一起去尽力推进。

李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