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再用纪念品的案例揭示：“精神价值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特定观念形成的过程，精神价值形成是在心灵层面完成的，是人的认知认为某物、某种场景、某个人代表了某种精神状态，随着这种观念和认知的形成，该物、该场景、该人就被赋予了精神价值，这个过程是纯粹的心灵活动过程。精神价值的消费和使用也是人心灵深处产生的一次精神活动历程，在某种外部因素诱发下，人产生一种自己渴望的特定心灵体验和心理历程，随着特定心灵体验和心理历程的产生精神需求被满足，精神价值得以实现，那个使人产生自己渴望的特定心灵体验和心理历程的外部诱因，被人赋予极高的价值。”旅游纪念品没有物质性的实用价值，其唯一的作用是让游客在离开旅游地之后，让消费者想起游玩时形成的美好心灵记忆，纪念品既不是客观的旅游景点儿、也不是录像机能把游玩过程录制下来，它只有一个功能，能让游客在看到纪念品时，在脑海深处想起那一次旅游，纪念品是打开一次美好回忆的按钮和开关。旅游纪念品诱发了一次美好回忆，美好回忆给人带来的愉快是心灵记忆自我展开过程。由于纪念品启动了一次美好的回忆，人会把自己获得快乐的功劳记在纪念品身上，给它以高价格！这就是纪念品被赋予价值的过程，纪念品价值来源于产生美好回忆的人赋予！中国故宫博物院2015年销售了10亿人民币的纪念品。下图是售价35元的写有“朕亦甚想你”的扇子：

（以上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朕亦甚想你”五个字出自雍正在大臣奏折上的批阅，当时封疆大吏年羹尧写奏折报告平定青海叛乱，雍正极为兴奋，在奏折的朱批中情不自禁说出了大白话：“君臣知遇，千载一时。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该扇子用了雍正的话和笔体，再加上故宫博物院的标识售价35元。普通扇子价格不超过10元。是什么支持了故宫扇子价格？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分析这个问题，从实用功能和成本看，卖35元的扇子和卖10元的扇子没有任何差别！因此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将得出一个结论：买故宫扇子的人是不理性的，是一种非理性消费，或者直接说这些人都是傻子。然而，故宫每年1000多万中外游客，纪念性商品的销售额10亿人民币，你总不能说上千万中外游客都是傻子吧！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在故宫以比社会平均利润水平高几倍的价格销售扇子时，其他竞争者会大量生产同样的扇子，也在上面印上一席话，以二十块钱的价格销售，因为这些低价扇子的出现，游客就不再买故宫的纪念扇子，转而低价去买便宜货，于是故宫的高利润消失了，所有的扇子价格从新回到了成本上面加一个小的利润。”然而在事实层面，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故宫纪念扇长期一枝独秀高价热卖！低价贩卖者得不到消费者的喜爱，无法分流消费者！事实证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导致故宫纪念扇长期一枝独秀高价热卖的真正原因是故宫纪念扇对人心灵的触动，当游客离开故宫时，买一把故宫的纪念扇，在之后的生活中，使用这把扇子时，扇子让其想起自己游览故宫的感受和乐趣，会产生美好的回忆，回忆带了愉快。故宫纪念扇诱发了一次愉快的回忆，故宫纪念扇让脑海深处处于沉寂状态的游玩记忆重现于眼前，回忆中重现的美好记忆带来了愉快，愉快形成精神价值。于是为了感谢故宫纪念扇启动了美好回忆，人们会给故宫纪念扇额外的谢意，这个谢意就体现在扇子的价格大幅高于日常的普通扇子。你能让我想起美好的过去，产生了愉快的回忆，我感谢你，我给你更高的价格，我心甘情愿支付大量金钱！这就是精神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的心灵感受赋予的含义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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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注意的是，消费者的愉快不是直接来自于扇子，扇子真正的作用是在人的心灵深处启动了一此美好回忆，扇子相当于是个开关，这个开关让消费者开启了一次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让消费者获得了快乐，体会到快乐后消费者感谢这把扇子，赋予这把扇子高价格。扇子既不包含快乐，也不包含那些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以及美好回忆之后产生的快乐，都是人的心灵深处和脑海深处自我运行和展开的。精神是唯一的从属于人的，精神不会从属于物，那些美好的记忆都是存储在我们心灵深处和脑海深处的，只不过是我们的心灵和脑海的容量太大了，它存储的信息和内容有的是痛苦的，有的是不苦不乐的，有的是欢乐的，这些无限多的会让我们产生各种情感体验信息和记忆，它怎么样展现在我们眼前，怎么样能够重新出现在我们大脑中，重新浮现在我们心灵上，需要有一个诱因，这个诱因就是我们说的精神商品，在这个诱因的作用下，大脑和心灵自动展开了一个属于大脑和心灵自己的精神活动，精神活动导致了我们愉快，于是我们把这种愉快的功劳记在那个诱因上，给他很高很高的价格！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同类只有实用功能的商品。

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看故宫的折扇、护身商品，在功能和成本上和普通商品没有不同，根本就不可能有以高于其它同类商品价格销售的可能性。亚当斯密没有考虑某些商品对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影响，没有考虑某些商品会给人的心灵和情感带来愉快的体验和感受，没有考虑人会为心灵感受专门花高价钱买那些让自己心灵愉快的商品！也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完全没有考虑人类固有的精神需求和精神消费！长期以来人们把亚当斯密经济学解释为特例，问题是我在自己文章中就举出上百种特例，如此多的特例就不再是特例了。广泛出现在纪念品、护身符、各种奢侈品、各种礼品中的亚当斯密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现象，证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只是对物质需求和物质商品有效，对精神需求和精神商品无效。

以上阐述人的主观精神是如何赋予某些场景、某些器物价值的。实际上这些洋洋洒洒文字只需要概括为四个字就可以简单明了的说明问题，这四个字就是“见景生情”，“见景生情”一词形象揭示了人的心灵赋予场景、器物价值的原理和过程。当我们来到一个山谷，或者一条河流旁边。我们看到了山的雄浑壮美，看到了河流的奔流不息。所见到的景物让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雄浑壮美，激起我们无限遐想，我们心情或心旷神怡、或豁然开朗或为之振奋。由于在我们的内心得到了这个特定的感受和体验，于是，当有人要把这个景点圈起来收费时，我们为了心中能得到那种体验和感受愿意付钱，为了这个特定的内心精神感受我们付给你钱，这个过程就是赋予的过程。我的内心感受是我们精神世界的自我变化过程，景观诱发了这个感受和过程，为了回报这种诱发我付给你钱，我认为你有价值值钱。你的价值决定于我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见到的“景”诱发了我的“情”产生，我产生了“情”，为了这个“情”我愿意付给你钱，我愿意给你一个价值判断，这就是价值的赋予过程。我们见景生了情后我付钱，“见景生情”+“付钱”就是精神价值被赋予的过程和原理！这时所付钱，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一个东西，我用这个东西支撑我的肉体生命活动，我是因为我心里产生“情”而付钱，我花钱买的是心灵感受和主观体验！我为心灵而付钱！付多少钱就是赋予你多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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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景”从具体的景物推广到所有的，能激发起人较强烈特定心灵感受的外部因素。包括场景、器物、人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粉丝见到自己喜爱的偶像激动的痛哭不已，就是被自己喜爱的偶像激发起强烈精神体验。把“情”理解为一切比较强烈的精神体验和精神感受，包括愉快、积极的心灵感受，也包括苦恼忧伤被消除，还包括改善了人际关系，改变了我们在群体中的地位等等。如此，在把“情”和“景”这两个概念变为普遍概念后，就有见景生情这个成语，彻底揭示了人类精神活动精神价值被人主观赋予的过程和原理。所有的精神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见景生情的过程，当然，这里的景和情都是普遍性含义，不是它具体的含义。

这里我谈一下自己在思考精神经济原理时经历的一个错误！我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器物、场景、活动中包含着精神，后来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例的分析我最终觉醒，精神价值来自于人的精神和认知，器物只是诱发了人的特定的精神感受。精神不可能存在于物质中，就像石头中不可能包含情感一样，钻石虽然让人无限愉快，但作为一个物钻石中是不包含情感的，钻石只是启动、激发了人日常难以获得的情感和心灵体验。作为精神产品的器物、场景、活动只是诱发了人的精神过程，精神永远在人的心灵和脑海深处。只不过是存在于人的心灵和脑海深处的精神类型太多了，需要一个诱因把特定的精神启动起来。场景、器物、活动上面并不存在什么精神资源！我们常常因为它们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愉快而赋予它们高价格，我们对那些诱发我们产生积极体验的场景、器物、活动进行感谢和报答，我们赋予它们较高的价值，这种较高价值来源于心灵，不来源于物。器物、场景、活动中并无精神，只是让人想起某种记忆，产生了特定的情感，把心灵、脑海深处无限众多的情感和记忆中的特定情感和记忆召唤出来、激发出来，让特定的情感和记忆从沉寂状态变成活跃的状态。随着情感和记忆的活跃，使人体验到一种有益的心理体验和感受。

关于这一点，我想用昭君墓的例子来说明，昭君与匈奴单于结婚，让汉匈关系得到了几十年的稳定，为汉朝的崛起和兴盛创造了条件。这让昭君出塞成为中国正史和民间传说中最感人的故事。

（以上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历史学家翦伯赞考证：“在内蒙古大青山南麓有十几个昭君墓。”事实上十几个昭君墓都不是真的，因为匈奴人没有墓葬的习惯，他们在人去世后放到一个场地交给食肉动物，尸体吃掉就认为人已经升天，没有建墓的习惯。呼和浩特附近昭君墓被称为“青冢”，被认定为最正宗的昭君墓，其实这也肯定不是真正的昭君墓。翦伯赞说：“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为什么内蒙人民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原因在于几百年前，随着汉人移民的到来，汉族和当地蒙古族友好相处成为重要的事情，于是，通过建立昭君墓弘扬昭君文化，促进了汉族和蒙古族融洽相处成为一种迫切的精神需要和重大利益。这种精神需要可以通过把昭君文化装入每一个人的心田而实现。昭君文化是非物质的不利于传播，需要借助有形的实体来推广，这就是内蒙古有很多昭君墓的原因。昭君墓只不过是传播昭君文化的媒介，它本身不是文化！它只是一个可感知、易于传播的物质体，这些为数众多的假昭君墓并没有影响昭君文化传播和走入人们的心田！如果昭君文化存在于昭君墓中，不真实的昭君墓就不能起到促进民族和睦的作用。假的昭君墓同样也起到了传播昭君文化，促进民族和睦的作用。这说明昭君墓这个客观实体并不是包含着昭君文化，昭君文化不包含在器物之中，而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人们的脑海深处。昭君墓是个推广手段、是个形式。昭君墓只是一个启动人们心理记忆的诱因，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往事和价值观被昭君墓唤醒！这就是昭君墓的意义和价值。真正能起到促进民族和睦相处的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关于昭君文化的历史记忆，如果人们心中没有昭君文化，建多少昭君墓也起不到促进民族和睦相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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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个更具体的案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背后有一个景山公园。公园内有一个核心景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上吊处，在上吊处的一颗歪脖树上崇祯上吊而亡，明朝随之灭亡。来到景山公园人们都想看看这棵歪脖树，然而非常不幸这棵歪脖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小将砍掉了。

（以上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上图是目前在景山公园崇祯上吊处的歪脖树，很显然这颗歪脖树不可能是300多年前种的歪脖树！那么红卫兵把景山公园最重要的歪脖树砍倒后，景山公园重新种一颗新的歪脖树对景山公园的价值有不利影响吗？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自己多次到景山公园考察，我长时间站在景山公园的高处观察人们会不会介意历史上真实的歪脖树被砍掉，使人们降低对景山公园的兴趣。我看到的事实是，全国各地操各种口音的游客，聚拢围着一颗新歪脖树下，目不转睛的驻足仰望新种的歪脖树，每个人好像都若有所思，久久不愿离去。事实证明，景山公园崇祯上吊的歪脖树被砍了以后，重新种的歪脖树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也没有因为崇祯上吊的歪脖树灭失对景山公园价值有什么影响！这说明那些包含着历史价值的景点、器物、它本身并不包含真正的精神和历史价值，真正的历史价值不在器物上，而在人的观念中、思想中、心灵深处和脑海深处。因此，器物、场景灭失后，并不影响真正的历史和精神价值，精神价值和历史资源并不因为器物、场景的消失消失！从建的器物和景点和原有的作用相同！

无论是昭君出塞的故事，还是景山公园的案例，都说明一个问题，真正的被我们高价买来买去的那些器物、场景、活动，只是关联了历史资源和精神记忆，它本身并不存储、不包含着精神，因此，当这写东西灭失以后，并不影响精神价值，损坏灭失的器物场景重建就可以了，人们继续还按照原来的观念看待新建的场景和器物！所以器物、场景在灭失重建后效果并不发生变化关键在“赋予”二字，“赋予”这个词中客观地包含一个关系，谁赋予谁？谁是赋予者？谁是被赋予者和承接者？赋予者相当于是有源头活水的河流，被赋予者相当于是一个容器，从河流中得到一定的水。当人们看到容器中的水会想到河流。心灵中的观念、情感、历史文化类似于是有源头活水的河流，器物、场景类似于是容器。由于心灵中的观念、情感、历史文化等精神要素是赋予者，因此，只要人的观念、情感、历史文化等精神特质没变化，心灵就像有无数源头的大河，永远不断涌出丰沛的河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外赋予各种容器河水的功能不会丧失，会不断对外赋予。器物场景等精神商品，从心灵的大河中获得了一点河水，让人们看到容器中的水想起河流，回忆河水，从而具有价值！容器坏掉了，我们在找一个新的容器，从新在赋予一次就可以了！新容器和老容器的作用是一样的。

我用大量的案例、事实抽象并论证了，精神价值是人的主观赋予到器物、场景、活动之中的。主观赋予的过程实际上是认为某种器物、场景、活动代表某种精神意义的观念形成过程。这结论既具体解释了主观是如何赋予器物、场景、活动以精神价值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扇门的背后是如何生产创造精神价值，我们研究了如此多的，精神经济原理，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创造更多的精神价值，精神价值的创造、生产，就是建立推广某种特定的观念，从而让某种器物、场景、活动代表某种精神意义的观念形成。这是我们下一章重点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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