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通国学院21-230《孟子》：

孟子的雄辩建立在一个他自己深信不疑的道理上——仁义可以强国、仁义可以征服、仁义可以战胜诸国统一天下。那个时代的国君念兹在兹的都是如何扩张国势，如何比邻国更强，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征战。他们不理会传统伦常规范，觉得那是已经证明过时、失效了的方法。

儒家传承封建王官学，以古昔为标准，严厉批判现实，主张逆转变化，恢复想象中的封建宗法黄金年代，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定则。这样的态度，基本上是不现实，也无法应对现实的，而是要取消现实已有的变化，将时间扭转回去，认为只要回到过去，一切就都好了。

这种主张，在战国时期愈来愈无力。尤其是做国君的，特别听不进这种话。一来，现实征战几乎不存在他要不要打的选择，不是你占人家土地，就是人家攻过来占你的土地。二来，真要回到过去，难道像魏国这种因破坏了封建宗法才兴起的国，要自我取消国的地位，梁惠王要交出国君位子，退回去当大夫吗？

到孟子的时代，真正有力量、有市场的，是纯粹现实功利的主张。纵横家教国君如何善用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创造对己国最有利的情况。兵法家教国君如何训练军队、如何加强纪律、如何布阵作战。还有法家教国君如何更有效管制人民、如何集中人力与资源、如何降低统治上的不利变数。

孟子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开创了一条传统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新道路，并且找到了一种用来描述、推动这条新道路的论辩方法。孟子不是传统主义者，他不用“这是过去传留下来的，是圣王发明、运用过的，所以一定是好的”这种传统主义逻辑。他看重现实，针对现实而改写了仁义的意义。

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仁义就是一套传统政治原则，是在没有列国争战环境下形成的规范，仁义必然无助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孟子却发动其滔滔雄辩，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仍然感觉得到内在的道理热度，主张仁义既不会妨碍富国强兵，也非和富国强兵无关，相反，仁义是朝向富国强兵最好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不循仁义之途，无法确实地富国强兵，还会带来许多后遗症。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很多人会背孟子这句话，却很少人回到历史的情境下真切了解孟子的不得已有多“不得已”。他的不得已，是因为他的主张违逆时势潮流，更因为他的主张也不是单纯从前人那里承袭而来的。他必须要辩，才有机会在众声喧哗的战国环境中，越过更容易被理解的传统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被国君听到。

后世儒家变成了正统，孔孟又是正统中的正统，于是人们往往就忘了一个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实——孔孟相关经典产生时，他们的想法、说法可绝不是正统。他们必须费很大的力气对抗当时的主流，努力改变别人的想法。他们说的道理，不是一眼就能懂得，他们更未握有可以强迫别人必须接受这些道理的权力。孔子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份权力；孟子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这份权力。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真不是随便说的。不辩，不靠辩建立起名声，手上没有任何具体权力的孟子，恐怕连让梁惠王见他，客客气气打声招呼说“叟不远千里而来”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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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8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