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回答说：“伯夷、伊尹他们俩的道不同，不是一回事。伯夷是择君而事，择民而使。他认为不配做他的君王的，就不去侍奉；他认为不是他的子民的，就不去治理。遇到明君治世，他就出来做事；遇到昏君乱世，他就避世隐居。”

伯夷、叔齐兄弟，是孤竹国（今天的秦皇岛）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兄，是法定继承人，但父亲喜欢叔齐，遗命叔齐继位。叔齐认为君位是哥哥的，拒绝继承。伯夷认为既然父亲都传给弟弟了，他也不能要，于是干脆就跑了，自我流放。叔齐一看哥哥跑了，也跟着跑了。国人没办法，就立了老三做国君。这就是“非其民不治”。

伯夷叔齐两人去投奔周文王，抵达周国时，文王已死，正赶上武王出师伐纣。两人便上前阻拦，说以臣伐君、以下犯上，是不可以的！结果被武王的卫士拖开了。周灭商以后，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食野菜，最终饿死。这就是“非其君不事”。

而伊尹就不同了。孟子说：“伊尹任何君主都可以侍奉，赶上哪个君主，就侍奉哪个君主；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能使唤上谁，就使唤谁。遇到明君治世，他当然出仕做官；遇到昏君乱世，他一样当官做事。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为心，舍我其谁，这就是伊尹。”

伊尹的本事当然比伯夷大多了，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先后侍奉过夏桀和商汤，后来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商汤去世后，他又做了商朝四任君主的执政大臣。其中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位的时候，因为太甲无道，他能将身为国君的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等太甲改邪归正，伊尹才把他放出来，把君权还给他。之后，太甲成为一代明君。

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谁当国君都无所谓，反正我来干。国君不好，我还能把他给教导好了。伊尹做到的事，就是周公也不可想象。成王稍微不高兴，周公也恐惧流涕，不管成王对不对，他可不敢教训成王。而伊尹却能教训太甲。

伊尹非常长寿，活了一百多岁，太甲死后他才死。伊尹死后，太甲的儿子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葬在商汤墓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过的巨大贡献。完全没有认为他凌驾于君王之上，无人臣礼。张居正也曾经像伊尹一样，有比皇帝还大的权威，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甚至，他几乎也能行伊尹、霍光之事，主持皇帝废立。但他死后，却被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解这一段时，恐怕也以伊尹自认，但他并没能教好万历，自己修养也不够。

伯夷是圣之清者，只要有一丁点儿达不到他的标准，他都不干，以至于不食周粟，最后饿死，这样的‘清’是偏于狭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不管什么情况，他都一定要干，这就难免有迁就妥协。只有孔子，元神不滞，变化无方，积极进取，又顺其自然，可以做官就做官，应该辞职就辞职；可以久留就久留，应该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未尝没有伯夷的清，但他并不清高偏狭；未尝没有伊尹的任事能力，但他并不非要实现事功不可。把自己的学问留下来，传下去，成为万世之宗，这是孔子之道。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圣人，我都做不到。但是如果一定要去做，我愿意学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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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1星期二